金融物流行业动态(2019第2期)
发布日期:2019-02-11 15:49:27 浏览次数:222

 

 

行业快讯


 

2019银行信贷政策调研: 房贷业务回暖 加码小微、民企

(2019.01.09)进入2019年,央行年初便开启降准,银行新一年信贷政策也逐渐清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多家银行信贷人士发现,2019年银行信贷风向已出现变化。小微、民企将是重点投放对象。此外,住房按揭贷款仍在银行重点投放业务之列。

央行也明确指出,此次降准及相关操作净释放约8000亿元长期增量资金,可以有效增加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实体经济贷款资金来源。置换中期借贷便利每年还可直接降低相关银行付息成本约200亿元,通过银行传导有利于实体经济降成本将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过去的2018年,由于表外转表内等因素,新增信贷创历史新高。央行的数据显示,2018年前11月新增信贷15.08万亿,相比2017年全年多增1.56万亿。

房贷业务回暖

某零售业务突出的股份制银行个贷业务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年初行内相关会议传递的精神看,2019年的零售信贷业务瞄准房贷(按揭)与小微双管齐下,目前的执行情况看,指标重点在房贷。

“不同于2018年年初,2019年的信贷政策中强调了房贷业务,放款向房贷倾斜,房贷额度一季度集中投放、集中消化。”他表示。

该人士还指出,近两年该行不再安排全年信贷额度,一季度集中投放,后三个季度额度再作安排。目前他所在地区的房贷利率尚未下调,但利率下调的预期还是比较大。“利率松动会导致房贷市场回暖,额度是给回暖准备的。”

某大行个贷业务人士指出,2019年一季度房贷额度充裕,利率下调的预期市场一直存在,但行内尚未有相关安排。

他分析指出,住房按揭贷款是银行业内公认的优良资产,也是商业银行获客的重要渠道抓手,争夺按揭贷款市场份额本就是近年银行零售转型的竞争焦点。央行此次全面降准,商业银行信贷额度更为充裕,但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公司类信贷投放趋于谨慎、保守,零售信贷较往年呈现宽松的趋势,房贷业务首当其冲有所回暖。

他还指出,一季度是商业银行信贷额度较为宽松的时期,也是住房按揭贷款用款高峰。从了解到的同业情况看,大行、股份行在2019年开年都倾向投放按揭贷款,银行房贷利率下调也将是较大概率事件。

市场反应看,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了房贷利率下调的情况。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中获悉,广州多家银行近日下调了房贷利率。相较2018年12月,工商银行首套房贷利率从上浮10%下调到上浮5%,中国银行首套房贷利率从上浮10%下调到5.5%;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房贷利率环比不变,仍为首套房上浮10%。此外,广州农商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等也下调了首套房利率,降幅在5-10个百分点。

华南某股份行信贷业务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利率下浮受资金成本、供求等因素影响。但房贷利率下调,并不意味着放松调控或抬高房价。

信用传导仍待疏通

但是,此前一直争议的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不足的问题似乎很难实现快速传导。

某大行信贷业务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支持实体经济、支持民企及小微,这是一贯的信贷政策。2019年依然会在额度上、放款上保持充裕和优先,甚至有所加码。但是,银行并不会因此放低风控和信用标准。

“只要满足风控,目前都有充足的额度保证支持,但这并非单纯的供给问题。实际上从目前的企业信贷需求来看,也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 前述大行信贷业务人士表示。

某农商行高管对记者直言,目前信贷市场并不缺流动性,缺的是信用和借贷意愿。降准会对紧信用产生一定的缓解,但缓解的效果可能还不会太好。

“宽信用的缓解需要诸多组合政策,银行还缺乏配套政策,比如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的限制,银行不能自主根据信用等级定价等等。降准单一因素很难改变现状,表现出来就是流动性在金融体系内拥挤,对实体经济的传导乏力。”前述农商行高管表示。

华泰证券固收分析师张继强指出,降准并不能完全解决当前宽信用存在的障碍。他认为可将宽信用分为四个环节:货币政策、金融体系、融资主体和项目资本金。其中,金融体系和融资主体抑制的问题最为突出。

他指出,目前货币政策已经转为偏松,但对金融主体而言,地方政府和城投融资仍受制于财政部23号文等隐性债务清理的约束。存款等监管政策也已经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掣肘因素,亟需调整。此外,融资渠道需要开正门,企业债、票据等受到鼓励。而对金融机构而言,缓解当前过度监管、交叉监管带来的微观主体约束过多的情况或是2019年监管政策着力的方向。(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法治园地


 

《物权法》第24条作用域解读

【学科类别】物权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关键字】《物权法》第24条;解读

【全文】(接上文)

  6.一般对抗要件主义中,得主张对抗利益的第三人是在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被考量的事情,其范围广狭之判断不在第三人是否取得物权,而系衡诸利益较量的解释嵌入结果,在逻辑上与善意取得人乃至善意取得制度不至频生龃龉。在《物权法》框架内,第24条及其所言善意第三人,则往往面对与善意取得制度并善意取得人“差别何在”的诘问(简单且常见的例证为:由于物权变动生效要件和对抗要件分别存在,使得登记对抗与善意取得纠缠不清:善意取得人、善意第三人之“善意”均无法仅依“交付—占有”“登记”判断;移转所有权,导致物权变动的“交付”,虽因未登记无对抗善意第三人效力,但其后之“处分”已成“无权处分”。本质上,即便将善意取得人纳入善意第三人之中,也必须至少面对两处疑难:1.“登记”在善意取得中之“善意”判断上具有何种意义,如有某种意义,其与善意第三人之“善意”的根本区别何在;2. 如何通过解释妥当协调两者构成要件之不同)。但善意取得与登记对抗的法律性质和规制功能毕竟存在诸多不同(参见笔者《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对抗之理解》文,“民商辛说”2016年5月10日),至少,我们不会在善意取得中考虑“债权人利益”如何保护的问题(《物权法解释(一)》第6条所言“债权人”在解释上非无限缩解释之可能,且从司法实践看,这种趋势或“反思”还较为明显,其价值被解读为:将“特定债权人”纳入进来,方可凸显“善意第三人”的存在必要)。纵认非依法律行为所致特殊动产物权变动后仅有善意取得问题,那么,因第24条本身也可能在实质上负担和发挥善意取得制度的某种任务与功能,认定其中也有第24条设置的对抗问题,或非毫无可接受性。

  综上,因《物权法》就特殊动产采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交付”为生效要件,第24条设对抗要件为“登记”,故讨论第2章第3节情形下之特殊动产物权变动后的登记对抗问题,系在解释上对“体系限制”作某种突破。对此,学说不能不作回应,简单否定,或不可取。

  善意取得之特殊动产物权有无对抗力问题

  善意取得是《物权法》“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抛开我国法中物权行为理论的争议,善意取得人虽形式上通过转让等法律行为取得物权,但在物权取得类型上,系原始取得。然而即使如此,也无格外优待必要。易言之,纵权利人善意取得特殊动产物权,法律并不承诺其后可能面对的对抗力风险会少于真实权利人,也没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豁免其经登记后方能向后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不利益。即便认为非依法律行为所致特殊动产物权变动无登记对抗问题,善意取得之特殊动产物权,也应准用依法律行为所致物权变动的对抗规则,不论其为所有权还是担保物权。

  若认善意取得为继受取得,对抗力问题更是如此。

  关联问题是,取得人既已善意取得特殊动产所有权,他难道不应该已经“登记”了吗?未“登记”却善意取得,他还能要求“登记名义人”变更登记到自己名下吗?若其时已知对方无处分权了呢?如否,他善意取得的只是无完全对抗力的物权?等等。可见,此事并非臆测,且已触及对《物权法解释(一)》第20条(转让人将物权法第24条规定的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交付给受让人的,应当认定符合物权法第106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善意取得的条件)的讨论或反思。

  为交易时,受让人都认为对方享有处分权,对他来说,取得占有即取得所有权;如因事后判断其为善意取得,就要求其必须已经登记,那么本非无权处分的人可能就会反悔,假造无权处分。基此略作延伸,善意取得特殊动产物权,不论处分人是否为“登记”人(善意取得特殊动产物权,需对何种法律事实产生足资保护的“信赖”,占有还是登记?占有为主登记为辅还是登记为主占有为辅?惟需格外注意者,登记在善意判断中的作用,切不可脱离登记之功能而妄为扩张。此外,有学者认为车辆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车辆保险单、交纳税费凭证等相关材料亦应在善意判断中发挥作用。参见庄加园:《动产抵押的登记对抗原理》文,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在此基础上,笔者进而认为,特殊动产的“登记”“占有”,特别是占有,与一般动产的占有有很大不同。单纯之占有,对特殊动产的权利表彰能力更为孱弱,其必须获得前述诸多材料的配合支撑,亦即,前述材料原则上只在与单纯占有事实相加后才能构成公示特殊动产所有权之“占有”,对这些材料本身在善意判断所发挥作用的评价,似可纳入“占有”或者分别纳入“占有”“登记”之中。本文对此不再展开)。按司法解释该条规定,善意取得不以已“登记”为前提,那么,在无权处分人享有登记名义时,因善意取得人已经取得物权,故其应将“登记名义”让渡给善意取得人;如果登记名义在真实权利人处,则即便能够认定善意取得成立(此种情形固实罕见,却无法绝对排除),取得人仅能取得物权而不能取得登记名义,似更为合理。核心考量是登记名义让渡的基础与实益何在。至于此时带来的权利状态“名实分离”,在探讨应否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等问题时,也会被经常谈及。

  基于其他法定原因变动之特殊动产物权有无对抗力问题

  简言之:在以变动特殊动产物权为目的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解除时,尤其是被解除场合,若采复原性物权变动说,则其属法律行为引起,须为“交付”或“登记”,物权得以复原并具对抗效力。采物权立即复归或物权未曾移转说,不论其请求权基础为何,均为法定原因,则充其量可比照“非依法律行为”变动物权情形,基于前所述及,加之未曾移转也好立即复归也罢,都是着眼物权变动本身,且登记本身未被法律行为所局限,故对抗问题也不是一定不存在的。

  上开情形如何“登记”

  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依法律行为发生时,是否登记,主要由当事人自主决定,如未登记,其法律后果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当然,也可能会有某种行政法意义上的后果(《机动车登记办法》第67条),但在民法上,不能说权利取得人必须登记才能取得物权。

  若依《物权法》第2章第3节所举情形,利益相关方之间并无设立和转让特殊动产物权之一致意思,此时,潜在权利取得人往往可有两项措施资采:1.在产生“导致物权变动之生效法律文书”的诉讼、仲裁等争议解决程序启动前或进行中申请保全。此时,因特殊动产物权变动尚未发生,故无需寻找“对抗要件”(若基础原因为继承,因情况相反,就存在“对抗问题”);2.在该节所称物权变动发生后,单方申请办理登记,因一般都会/需附具“物权变动依据”,故可在登记程序启动时(被继承人死亡、申请或者协助执行通知送达时等)与完成时之间,择一确认其具备“对抗力”。

  善意取得特殊动产物权,并基于其他法定原因变动物权之情形,可参考前述办理。

  小结

  1.笔者坚持认为,本文论题是《物权法》独特规定引发的本土问题,初步观点是:第24条建诸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其所配置的对抗要件亦非如“交付”那样根植法律行为场合之法律事实,在社会财富急速增加、诉讼成本较低、诉讼诚信度较差、围绕财产所建横向网格较为失序等背景下,虑及规范事项、规范意旨的独立性、普遍性,应视其为调整“特殊动产物权对抗效力”问题之“一般条款”,不论何种物权变动情形,只要法律未作“特别规定”,相同事项均在第24条射程之内。

  2.《物权法解释(一)》第6条,经常面对如下质疑:排除“债权人”合理吗?登记对抗与善意取得还有区别吗?不妨设想如下,至少将特定债权人纳入得主张对抗利益之“善意第三人”,从而抬高已取得物权但未经登记之人的权利保护门槛。假使我们在该人已经取得物权上还能有共识,那么要不要考虑,善意取得场合,真实物权人的权利保护门槛反倒因严格构成要件而处在实质上更易被保护的较低之处。此时的评价矛盾如何解决?

  3.在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框架内,不论第24条项下的登记对抗与善意取得如何雷同,本文论题似都不应被忽视。毕竟,很难预测第24条所称“善意第三人”之范围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主要是在强制执行法、破产法等公法介入情形),会被扩展至何处。只要认为登记对抗规则及“善意第三人”的存在是必要且合理的,就必然需要在与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人的对比中,发现不同之处。届时,本文所粗浅思考的问题,就更应认真考量。

  倘若不得不接受,在我国现行法体系下,特殊动产登记对抗制度的实体法解释很难达致逻辑上的完全周延(参见殷秋实:《登记对抗的理论解读—以特殊动产多重买卖为中心》文,核心观点之一为“将‘对抗’理解为是在诉讼层面发挥作用的制度,是一种诉讼中的抗辩权”,载《北大法律评论》2015年第16卷第1辑),可能就要对第24条本身应否被作为讨论的前提(实则为特殊动产物权公示立场的斟酌),加以研判。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本之道是否仍属“解释”之力所能及呢?

  至此,笔者有疑惑而无观点。

 

 

案例分析


 

保证期间不一致时共同保证责任的承担

【案情】

丙、丁分别为乙向甲的2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约定保证期间分别为借款到期后6个月和18个月,但丙、丁之间未有约定共同保证方式和保证份额。借款到期后一年,乙未还款,甲诉请丙、丁承担共同保证责任,并自认之前未向丙、丁主张过债权。

【评析】

对于丙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以及丁的责任大小,存在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法释[2002]37号批复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一人或者数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要求其他保证人清偿应当承担的份额,不受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未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主张过保证责任的影响。据此,丙的保证期间虽已届满,但从保证责任的内部分摊看,丙实质未能免责,因为只要丁承担了超应担份额给付,即可向丙追偿,故为减少讼累,不如直接确定丙向甲承担保证责任。因案涉保证依法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所以甲可以向丙、丁任一人主张全部债权。但笔者认为,丙依法免责,丁只需向甲承担1/2的保证责任。理由如下:

1.丙依法享有除斥期间抗辩权。保证期间是保证人容许债权人向其主张保证责任的最长期限。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该期限属于除斥期间,不因任何事由中断、中止或延长,一旦经过,即产生实体消灭保证责任的法律后果。案涉两个保证期间虽不一致,却完全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因而既然甲与丙约定保证期间为6个月,就应当在该期限内及时行使权利,否则期限届满发生除权,不仅不违背甲的缔约预期,还平衡保护了丙的利益。

2.批复规定不能阻却丙的免责。法释[2002]37号批复之所以规定已为超应担份额给付的保证人对保证期间内未被主张保证责任的其他保证人享有追偿权,原因在于连带共同保证人之间形成的是一种连带债务关系,债权人向任一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效力及于其他保证人,也就说在保证期间内未被主张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之所以还能被追偿,不是除斥期间机制失灵,而是因为发生了阻却事由,即债权人向任一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行为效力同样阻止了其他保证人之保证期间的自然届满。但在案涉丙与丁重合的6个月保证期间内,甲未向任一保证人主张过债权,故期限届满,丙当然免责。

3.丁只需承担其固有保证份额。连带共同保证中,保证人之间的追偿权是法律赋予已为超应担份额给付保证人的一项法定权利,所追偿的部分实质属于他保证人应担的固有份额。参照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八条有关“债权人在主合同履行期届满后怠于行使担保物权,致使担保物的价值减少或者毁损、灭失的,视为债权人放弃部分或者全部物的担保。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减轻或者免除保证责任”之规定,为避免已为给付保证人未来追偿不能,连带共同保证中某一保证期间届满导致某一保证人免责的情形也应当视为债权人放弃要求该保证人承担固有份额的权利,其他保证人在该放弃范围内相应免责。否则,将因债权人甲怠于行使权利导致整个保证债务内部分摊不能的不利后果苛加于保证人丁一人承担,既有失公平,又违背诚信,还易诱发道德风险。

 

 

箴言警句


 

 

选择可能难,能坚持自我的选择更需要自持力。

 

 

员工天地


 

 

《热锅上的家庭》

其实问到这儿的时候,两位作者就已经对这一家的情况有了一个很明确的判断了。这个模式很典型,克劳迪亚就是她父母婚姻问题的替罪羊。真正的问题出在大卫和卡罗琳的婚姻上。

大卫和卡罗琳已经结婚将近20年了,他们曾经非常亲密,但近些年来他们的婚姻开始冷却了。两人都对对方有很多不满,却又不敢直接表达,因为他们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两人的婚姻很脆弱,于是就只能暗自疏远。丹透露了一个细节,在克劳迪亚成为问题少女之前,父母从来都不吵架,但也几乎没有性生活。家里的所有人都能感觉到这种气氛,就连6岁的劳拉都在暗自担心着父母离婚的事情。于是这个家庭选择了让孩子成为新的问题,这样夫妻两人就可以重新站在一起,共同处理孩子的问题了。克劳迪亚不幸被选中,成了父母婚姻的替罪羊。她开始刻意疏远母亲,模仿大卫对卡罗琳的不闻不问,把自己锁在屋里,或者干脆夜不归宿。卡罗琳也很配合地开始对女儿吹毛求疵、大发雷霆,把对丈夫的不满全都发泄到了到女儿身上,这很安全,毕竟女儿不会跟她离婚。而大卫却站在了女儿的一边,他负责安抚女儿,顺便也可以向女儿抱怨妻子。

就这样,克劳迪亚让她的父母有了对彼此表达不满的通道。但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夫妻二人之间的温度依然很低,虽然不满已经传达出去了,却没有人愿意做出改变,整个家庭系统更加迫切地需要大卫和卡罗琳的亲密了。于是卡罗琳和克劳迪亚只能变本加厉地争吵,大卫也在治疗中提到,过去自己一直是护着女儿的,但最近克劳迪亚实在太过分了,自己才不得不和妻子一起教训她。两个人婚姻的终于提升了一点温度,但克劳迪亚却觉得被父亲背叛了,变得更加叛逆和跋扈。而正是女儿的这个反应,把夫妻俩牢牢地拴在了一起,婚姻的危机也就得到了暂时的掩盖。

这就是替罪羊模式,家庭选择了让一个孩子成为新的问题,来逃避婚姻的冷却。不过严格来讲,替罪羊这个名字并不十分准确,因为由谁来扮演这个角色,是整个家庭共同决定的,克劳迪亚成为替罪羊,是所有家庭成员都默许的,但又是无意识的行为,它是整个家庭系统应对婚姻问题的一个反馈。而克劳迪亚也不仅仅是一个受害者,事实上,卷入父母的矛盾让即将成年的她取得了相当大的权力。她在这场风波里,在家庭的结构中正在逐渐晋升为为一个大人。而且,客观来看的话,其实大卫一家的矛盾升级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治疗中作者向这家人指出,他们都在无意中把事情闹得越来越大,导致最后不得不向外界求助,说明这个家庭是有解决问题的愿望的。(未完待续)